数字人民币跨境新基建下的香港持牌机构战略重构——从通道服务到价值

作者：张烽

从通道到价值创造：香港1、4、6、9号牌机构的新战场。

一、当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从“代理行+SWIFT”转向“CBETS+mBridge”的新范式，持牌机构应怎么做？

2026年6月16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首批26家境内外银行在上海签署“数币达”（Cross-border e-CNY Transfer Services，简称CBETS）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直接参与者服务协议。CBETS由数字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平台、区块链服务平台、数字资产平台三大业务平台升级而来，通过模块化设计灵活支持三大子系统业务。境外参与者可通过香港接入点“一点接入”。同期，数字人民币完成从“1.0”到“2.0”的升级——自2026年1月1日起，经实名认证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一类、二类、三类）余额按照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付利息。数字人民币从侧重零售支付的数字现金工具，升级为兼具高效收支与生息保值功能的综合性金融工具。

对于持有香港证监会1、4、6、9号牌照的持牌机构而言，一个战略性问题已经浮现：当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从“代理行+SWIFT”转向“CBETS+mBridge”的新范式，当数字人民币从支付工具演变为可编程、可追溯、生息的综合性货币资产，持牌机构如何将牌照赋予的证券交易、投资咨询、机构融资咨询、资产管理四大核心能力，转化为面向“走出去”内地企业及大湾区企业的差异化服务价值？

传统上，香港持牌机构服务于内地企业跨境需求，主要依赖三条路径：一是通过1号牌开展证券经纪与融资；二是通过4号牌和6号牌提供投融资顾问与保荐服务；三是通过9号牌管理境外资产。这三条路径的共同特征是：持牌机构作为“通道”存在——连接内地资产与境外资本，赚取中介费用。然而，数字人民币跨境新基建的铺开正在改变游戏规则：当结算可以在7×24小时内以分钟级完成，当资金流向可以被全程追溯，当支付指令可以嵌入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持牌机构的角色必须从“通道”升级为“价值创造的架构师”。

现阶段的首要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做什么、怎么做”。 具体而言，三个子问题需要回答：第一，持牌机构现有的牌照能力与数字人民币的哪些技术特性能够产生乘数效应？第二，哪些业务场景最有可能率先产生商业验证和客户价值？第三，如何在合规框架内，将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从“监管负担”转化为“客户信任资产”？

二、持牌机构如何将数字人民币工具转化为合规工具？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我们从资源禀赋、技术环境和监管环境三个维度构建评估标准。

持牌机构的牌照组合决定了其服务边界的法律上限。1号牌（证券交易）允许为客户提供股票、债券、基金的买卖和经纪服务；4号牌（就证券提供意见）允许发出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6号牌（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允许担任IPO保荐人，提供并购、发债等企业融资咨询服务；9号牌（提供资产管理）允许管理证券或期货合约。四张牌照的组合，事实上覆盖了从融资顾问、交易执行到资产管理的全链条B端服务能力。评估的关键标准是：持牌机构是否能够将上述能力“编程化”——即通过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能力，将融资方案、资金监管、还款安排等环节自动化、透明化。

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已形成“双轨并行”格局。一轨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基于区块链架构连接各经济体支付系统，实现多币种秒级直通式跨境支付。截至2025年末，mBridge已累计处理跨境支付业务4047笔，累计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3872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在各币种交易额中占比约95.3%。另一轨是CBETS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CBETS具有三方面突出优势：一是接入成本更低、结算效率更高，平台采用组件化、模块化架构，将零售与批发、链上与链下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有机整合；二是支持两种合作模式——既支持与各货币当局支付系统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支持金融机构直接接入。评估的关键标准是：持牌机构是否具备接入或对接CBETS/mBridge的技术能力，以及能否基于这些平台开发增值服务层。

数字人民币在跨境合作中始终坚持“无损”“合规”“互通”三项原则。香港作为数字人民币首个跨境试点地区，已实现与“转数快”互联互通。2025年11月，香港财库局与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深入开展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应用”。在反洗钱方面，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已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全国政协相关提案亦明确建议“将数字人民币纳入反洗钱法规范范围”。

关键是持牌机构能否在“合规”原则下，将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转化为满足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要求的合规工具，而非仅仅视为额外的合规成本。

三、牌照组合与数字人民币技术特性的耦合点

能力一：6号牌+智能合约=可编程融资咨询。6号牌的核心能力是“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包括并购、发债、上市保荐等。当这一能力与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结合时，融资咨询可以从“提交方案”升级为“部署可执行协议”。例如，在为内地企业设计跨境绿色债券发行方案时，持牌机构可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将募集资金的使用条件、绿色认证标准、利息支付条款等写入智能合约。债券存续期间，资金流向可被实时追踪，只有在满足预设绿色条件时才能触发下一阶段资金释放。这不仅降低了发行人的合规披露成本，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这正是6号牌从“咨询”向“执行”延伸的价值增量。

能力二：1号牌+CBETS=低成本跨境交易执行。1号牌允许持牌机构从事证券买卖和经纪服务。CBETS平台采用组件化、模块化架构，将零售与批发、链上与链下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有机整合。持牌机构可以依托CBETS，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数字人民币计价的跨境证券交易执行服务，将传统T+2的结算周期缩短至分钟级，同时降低通道费用。更关键的是，CBETS兼容ISO20022报文标准，便于与商业银行内部系统对接——这意味着持牌机构可以将交易执行嵌入企业客户的ERP系统，实现“交易即结算”的无缝体验。

能力三：9号牌+可追溯性=透明资产管理。9号牌允许持牌机构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为资产管理提供了全新的信任基础设施。以往，离岸资产管理最大的痛点之一是资金去向不透明——LP（有限合伙人）难以实时确认资金是否按约定投向。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与可追溯性使得每一笔资金流动都可被记录和验证。持牌机构可以推出“可审计的数字人民币离岸基金”，让LP通过授权端口实时查看资金流向，大幅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成本。

四、需要警惕的误区与需要抓住的机会

（一）需要警惕的误区

误区一：将数字人民币仅仅视为“另一种支付方式”。这是最危险的认知陷阱。如果持牌机构仅仅把数字人民币当作跨境汇款的替代工具，那么其价值就局限于降低几十美元的汇款手续费——这对B端客户而言微不足道。数字人民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可编程性和可追溯性——这是货币形态的质变，而非支付工具的迭代。

误区二：用零售思维做B端业务。香港数字人民币的早期推广集中在零售端——以香港手机号码开立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已达8万个，接受数字人民币的本地商户从300个增至5200个。这些成绩容易让持牌机构产生“数字人民币=支付工具”的错觉。但B端客户的需求截然不同：他们需要的是融资效率提升、合规成本降低、资金透明度增强——这些都不是“扫码支付”能解决的。

误区三：忽视合规能力本身可以成为产品。许多持牌机构将合规视为成本中心——投入资源满足KYC、AML、CFT等监管要求，却从未想过将这些能力产品化。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使得“合规”从被动审查变为主动证明。持牌机构完全可以将“合规即服务”（Compliance-as-a-Service）作为独立产品线，帮助客户向交易对手、监管机构、投资者证明资金的合法来源与合规流向。

（二）三个可率先落地的场景

机会一：跨境大宗商品采购结算。2025年，深圳罗湖区联合农业银行推动供应链企业通过mBridge完成单笔6800万元跨境贸易货款结算，相比传统SWIFT系统需1至3个工作日，该交易基本实现实时到账。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也已通过mBridge为试点企业办理了首笔离岸贸易货款支付，通过FTE账户向香港供应商支付天然乳胶采购款。

这些案例表明，技术可行性已经验证。持牌机构的机会在于：不是简单地帮企业“走通”跨境结算，而是将结算嵌入贸易融资方案——例如，在采购合同中嵌入智能合约，约定货物验收后自动释放尾款，将结算从“事后动作”变为“交易环节”。

机会二：绿色债券发行与资金流向监控。2025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定价发行约1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四个币种，是全球首批在交收程序中应用人民币及港元代币化央行货币的数码债券。团结香港基金指出，可编程批发CBDC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于绿色债券的“货银两讫”（DvP），能自动执行利息支付与到期赎回，提升效率及透明度。

持牌机构可以凭借6号牌的企业融资咨询资质，协助内地企业赴港发行数字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并提供基于智能合约的存续期资金流向监控服务——这在ESG投资浪潮下具有极强的客户吸引力。

机会三：大湾区供应链金融。2026年4月，重庆富民银行落地“数字人民币+区块链”融资模式，为充电桩企业快速放款36万元，全程无需抵押物，依托真实交易流水完成授信。2025年10月，邮储银行扬州分行在人民银行扬州市分行指导下，成功落地全国首笔加载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期初付息国内保理供应链金融业务。该业务依托邮储银行“U链”供应链金融平台，将数字人民币可编程性与智能合约技术深度融合，截至2025年11月，放款规模已近8000万元。农业银行将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深度植入泸州老窖供应链，通过与经销商订购平台的数据共享，实现贷款资金“专款专用”的精准管控。

这些案例证明，智能合约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已具备规模化能力。对大湾区“走出去”企业而言，跨境供应链金融的痛点更为突出——境内外信息不对称、汇率风险、结算周期长。持牌机构可依托香港的国际化视野和牌照优势，设计“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跨境供应链融资产品，将境内外供应商、核心企业、物流商的数据上链，实现融资自动审批与资金自动划转。

四、持牌机构的数字人民币生态分析

（一）持牌机构的不可替代性

香港1、4、6、9号牌照的组合，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替代。相反，数字人民币的普及会放大牌照的价值——因为可编程货币需要“可编程的金融服务”来承载。CBETS和mBridge解决的是“钱怎么走”的问题，而持牌机构解决的是“钱为什么走、走到哪里、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后者需要的是对产业的理解、对监管的把握、对风险的定价——这正是持牌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二）与银行、科技公司与监管机构紧密合作

首批26家CBETS直接参与者涵盖了工银亚洲、中银香港、建行亚洲等主要中资银行境外机构。这些银行是持牌机构最天然的同盟军——银行掌握客户关系和清算能力，持牌机构掌握融资方案设计和执行能力。此外，京东科技已联合工商银行推出基于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可编程供应链金融全链路解决方案——科技公司提供技术平台，持牌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形成互补。

监管机构同样是同盟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明确表示，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将持续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支持离岸金融业务创新。香港金管局也在持续推动更多商户接受数字人民币、探索更多应用场景。监管的态度是“鼓励创新、规范发展”——这正是持牌机构可以大胆探索的制度空间。

（三）“走出去”内地企业客户是潜在合作伙伴

“走出去”内地企业是持牌机构最核心的合作伙伴。这些企业面临的核心痛点高度一致：跨境结算周期长、融资成本高、合规披露负担重、资金透明度不足。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和智能合约特性，恰好为这些痛点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持牌机构需要做的，不是向企业推销“数字人民币”这个概念，而是向企业展示“融资成本降低X%、结算周期缩短Y%、合规披露时间减少Z%”的具体价值。

（四）需要高度警惕的“竞争替代”

最大的竞争威胁并非来自同行，而是来自企业自建财务系统。随着CBETS提供标准化转接服务支持银行与企业互联，大型跨国企业完全可能绕过持牌机构，直接接入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如果持牌机构不能在企业客户心目中建立“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最终可能被降格为单纯的通道提供商——而这正是利润率最低的位置。

五、持牌机构当下要做什么？

一是将“合规能力产品化”作为差异化竞争的突破口。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使得合规证明可以从“事后审计”变为“实时可验证”。持牌机构应率先开发“数字人民币合规透明舱”产品——为每一笔跨境融资交易生成可追溯、可审计的资金流向报告，既可满足监管要求，也可作为向投资者、交易对手展示的信任凭证。这是传统法币体系无法实现的能力，也是持牌机构区别于银行通道的核心价值。

二是以“跨境供应链金融”为优先战场，用1-2个标杆案例建立市场认知。大湾区拥有全国最密集的跨境供应链网络，深圳数字人民币累计流通金额已近1800亿元。持牌机构应选择1-2个垂直行业（如电子产品供应链、大宗商品贸易），联合一家CBETS直接参与银行，设计端到端的“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供应链融资方案，用可量化的效率提升数据（如“融资审批从5天缩短至2小时”）作为市场推广的核心卖点。

三是前瞻性布局“数字人民币绿色金融”赛道。香港已成功发行多币种数码绿色债券，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为绿色债券的资金流向监控提供了技术前提。持牌机构应尽快组建跨部门的绿色金融+数字人民币工作组，研究将智能合约嵌入绿色债券存续期管理的技术方案，争取在下一批香港数码绿色债券发行中担任安排人或顾问角色，抢占赛道先发优势。

四是建立CBETS/mBridge的技术对接能力，而非坐等银行提供服务。虽然CBETS的直接参与者是银行，但平台提供标准化转接服务支持银行与企业互联- 。持牌机构应主动建设API对接能力，将自身的融资咨询、资产管理等系统与CBETS对接，实现从“方案设计”到“资金划转”的全链路自动化。这不是技术炫耀，而是效率刚需——谁先完成系统对接，谁就能率先向企业客户提供“一键式”跨境融资体验。

六、持牌机构需要注意的原则与底线

绝不将数字人民币视为“营销噱头”。任何面向客户的方案，必须包含可量化、可验证的效率提升指标（结算时间、融资成本、合规工作量等）。不能用“支持数字人民币”作为空洞的卖点，而必须展示“数字人民币如何让客户多赚钱、少操心”。

坚持“合规优先”的底线思维。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仍处于制度完善期。持牌机构在探索创新场景时，必须与监管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每一笔业务都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运行。宁可慢一步，不可错一步。

将客户教育纳入服务流程。多数“走出去”企业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仍停留在“电子红包”层面。持牌机构有责任帮助客户理解数字人民币在B端场景的真正价值——这不仅是市场教育，更是客户关系深化的战略投资。

保持技术敏感度，但不过度技术崇拜。数字人民币的技术能力再强大，也只是工具。持牌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对产业的理解、对风险的判断、对监管的把握。技术可以外包，但这些能力不能外包。

数字人民币跨境新基建的大幕已经拉开。对持有1、4、6、9号牌照的香港持牌机构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拓展，而是一次战略重构——从“跨境金融通道”升级为“可编程金融价值的创造者”。行动的时刻，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