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天才为什么回流大厂

作者：Sleepy有些年代，聪明人都往外走。学校待不住，研究院待不住，大公司更待不住。外面有钱，有新牌桌，有一张几个人围着坐到半夜的白板，外卖盒子摞在旁边，谁都觉得自己马上要改变世界了。十九世纪的淘金者往西走，二十世纪的硅谷工程师离开仙童，移动互联网那几年，产品经理从大厂辞职，发的朋友圈总要配一句类似「重新出发」的话。也有些年代，聪明人往回走。往外走听起来像冒险，往回走听起来像认输。可这回不能这么看。往回走的人，不是认了输，是他们要做的那件事忽然变重了。重到几个人、一间办公室、一笔融资、一腔热血，全都不太够用。二十世纪中后期，物理学也经历过这么一回。它本来是一间实验室里的黑板、粉笔、仪器和几个天才。后来它长成了对撞机、国家预算、巨型工程和上千人的协作。有人把它叫作「大科学」。有些问题要解决，你得有机器，有电，有制度，有预算，有一群人长期把钱往一个看不见底的洞里砸。现在轮到 AI 了。2023 年，最体面的野心是往外走。大公司是用来离开的，留下的人显得不够勇敢，好像没赶上时代的冲锋号。2026 年，风向掉头了。几个最受关注的年轻 AI 人才，开始走进大厂。罗福莉，四川宜宾乡村出身，北大硕士，DeepSeek-V2 作者之一。被雷军点名后，「天才少女」四个字在热搜上挂了很久。她去了小米，负责大模型 MiMo。孙天祥，1997 年生，复旦博士。他主导的 MOSS，是国内最早向公众开放的类 ChatGPT 模型之一。自己创办过日行迹，后来加入百度，出任基础模型研发部负责人，进入模型委员会。姚顺雨，清华姚班出身，普林斯顿博士，长期研究语言模型推理和智能体。他参与推动的 ReAct 和 Tree of Thoughts，让很多人第一次看见，模型不只是会聊天，还可以调用工具、观察反馈、继续行动。他二十七岁就成了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这几个人其实坐在同一张牌桌上，桌上就一个问题。当模型变成生意，论文变成岗位，理想变成组织目标，一个人到底要把自己放进多大的机器里，才不算糟蹋了自己的聪明。凤毛麟角去年 12 月，小米发布会上，罗福莉第一次公开亮相。有记者写，她稍显紧张，讲的主要是技术解读。台下很多人认识她，并不是从技术开始的。雷军点名，千万年薪传闻，「天才少女」，热搜，短视频切片。一个人被这些东西包裹起来，最容易找不着的，反而是这个人自己。她其实说过自己想要什么。全网刷屏那阵子，她发过一条朋友圈，大意是请互联网还她一片安安静静做事的氛围。她说自己不是天才少女，只想安安静静做难而正确的事情。难而正确，难在哪里。很多人以为难在技术，可到了大模型，技术只是第一层。第二层是钱，第三层是组织，第四层是时间。第五层最难办，是一个人怎么在这些东西中间，保住自己一开始的信仰。罗福莉七年前就知道这事不简单。硕士毕业时，她拿过多家大厂的顶级校招 offer。别人挑 offer，看钱，看职级，看食堂和健身房，看哪家 HR 更会说话。她写过自己的标准。国内绝大多数 AI 团队做不到研究和业务的平衡，要么只让你干活，要么让你做和高校没差别的研究。两样都占的地方，凤毛麟角。她要找的，就是那个凤毛麟角。那时 ChatGPT 还没出现，她先去了阿里达摩院，后来去了 DeepSeek，再后来到了小米。从表面看，大厂研究院，创业公司，大厂业务部门，像一个人在几种阵营之间来回站队。可把她七年前写的标准翻出来，就都对上了。这也解释了孙天祥后来为什么会走进百度。2023 年 2 月，复旦发布 MOSS。那不是国内最强的模型，却是国内最早把类 ChatGPT 模型推到公众面前的项目之一。发布当天，访问的人多到把服务器挤崩了。一个学术实验室突然被全社会看见，像一间教室的门被撞开。外面站满了投资人、媒体、大厂和看热闹的人。大家都很兴奋。兴奋到不太管这间教室原来是干什么的。孙天祥那时还在读博士，他年轻、锋利，站在一个突然变大的问题前面。他的导师邱锡鹏后来说，一个学术实验室做不出能力和 ChatGPT 相近的模型。MOSS 的意义从来不是追平 OpenAI。它的意义是把门打开，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大模型不是论文里的远方，它马上就要变成产业里的现实。门一开，风就灌进来了。王慧文发英雄帖，自己掏五千万美元，说要做中国的 OpenAI。王小川办百川智能，杨植麟做月之暗面。大厂高管看完 ChatGPT，很快离职创业。这类故事成了那一年的标准开头。投资人见创业者，常常先不问你要做什么，先问你还能叫来谁。到那年年中，国内已发布的十亿参数以上大模型有七十九个。许多公司刚成立没多久，估值已经被抬到了几十亿美元。几位有名的大模型创业者，都来邀请过孙天祥。他没去，理由是博士还没读完。他不是没有野心。恰恰相反，一个人如果真的很有野心，他会对时机特别小心。不是每一班看上去很快的车，都该跳上去。后来孙天祥毕业，自己开了公司，叫日行迹。你每天在同一时刻给太阳拍一张照，拍满一年，把所有位置连起来，天上会出现一个闭合的八字，这就是天文学里的日行迹。太阳看起来每天都在换地方，可一年下来走的是同一条轨迹。孙天祥没有立刻进大厂，也没有立刻去最热的那几张牌桌。他在上海创智学院当助理教授，一边做科研智能体，一边创业。按照 2023 年的剧本，下一步他应该把公司做成独角兽，在某场发布会上和百度、阿里、腾讯同台竞技。剧本没这么走。旷野创业叙事最漂亮的时候，总让人忘记成本。2023 年的大模型创业潮，像一场新淘金热。每个人都知道远处有金子，很少有人先问这一路要吃多少粮。那时候，离开大厂是一种姿态。大公司慢，流程多，层级厚。出来的人显得更接近未来。大厂像旧城，创业公司像旷野。这话好听，可问题是基础模型不是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小团队拿到一笔钱，可以先做产品，先抢用户，先跑增长。页面上线了，增长起来了，故事就能接着讲。基础模型时代不一样。第一张账单就能把人拍醒。几万张卡，稳定电力，数据工程，训练框架，推理成本，长期现金流。模型不是一间办公室里几个人熬夜就能熬出来的东西。它更像一座矿，金子还没挖出来，铁路就得先铺上。最响的那声枪，最先哑了。王慧文半年后因健康原因退场，光年之外被美团收购，港交所公告里的总对价约二十点六五亿元人民币。那时很多人把这看成一个人的意外。现在回头看，它更像一部预告片。后来，据媒体报道，百川把重心转向医疗，零一万物不再硬冲万亿参数以上超大基模预训练。李开复说，现阶段超大基模预训练对创业公司 ROI 极低，意思就是账算不过来。MiniMax 的招股书里写，预期每月现金消耗约 2790 万美元。这个数字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够一家公司烧很久。放在基础模型时代，只够烧一个月。智谱和 MiniMax 冲向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意义是给它们带来了补给。模型公司要活下去，需要源源不断的粮草。有人可能会拿 DeepSeek 反驳。它不是传统大厂，不也做出了基础模型。可 DeepSeek 背后站着幻方，一家早早建起万卡 A100 集群的量化基金。它穿着创业公司的衣服，怀里抱着大厂尺寸的家底。罗福莉在 DeepSeek-V2 作者名单里出现的时候，她脚下踩着的，也是这份家底。到这里，孙天祥走进百度，就不再突然了。MOSS 上线，他证明的是一件事可以发生。日行迹时期，他试着把科研智能体做成公司。到了基础模型时代，问题就不再只是一个聪明团队能不能把 demo 做出来，模型还得长期训练下去，要能稳定跑起来，接进产品里，承受每天真实用户和真实业务的反复敲打。百度不是一张白纸。它有搜索，有云，有文心一言，有自动驾驶，有长期 AI 积累。不过旧积累有时是地基，有时也是包袱。这和罗福莉面对的小米很像。小米要的不是一个放在实验室里好看的模型。它有手机，有汽车，有 IoT，有供应链，有用户每天要摸到的东西。MiMo 如果只是论文里的名字，意义很有限。它要变成设备里的回答、车机里的判断、家庭场景里的联动。业务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词。所以罗福莉那句「安安静静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到了小米反而更难。因为越靠近真实用户，越难安静。姚顺雨二十七岁出任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清华姚班，普林斯顿，OpenAI 那样的地方练出来，研究语言模型推理和智能体。ReAct 让模型不只回答问题，还能调用工具、观察反馈、继续行动。Tree of Thoughts 让推理从一条链变成一棵树。一个年轻人推动了大模型从「会聊天」往「会做事」走的那一步。腾讯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不是为了给年轻人颁奖。腾讯有微信，有腾讯会议，有游戏，有办公协同，有中国互联网最密集的使用场景之一。它不缺入口，也不缺用户。它缺的是把模型能力组织成产品能力的人。一个方法在论文里成立，不代表它能在微信里成立。在论文里，同行看的是创新性。而在大厂里，组织还要问成本、稳定性、风险等各种问题。姚顺雨坐上了那把椅子，这串问题就归他了。过去，一个研究者可以慢慢成长。先发论文，再做项目，再带小组，再让组织把复杂问题交给他。可现在行业等不及，公司等不及，媒体也等不及。一个人只要在关键的这两三年里做出过东西，就会被推到聚光灯下，顶上热搜。热搜喜欢结果，不喜欢过程。可人的命运，通常都藏在过程里。同一盏聚光灯，也照到了另一些人脸上，只是他们没有往灯最亮的地方走。罗福莉站到了小米发布会的台上，孙天祥走进百度的基础模型部门，姚顺雨被腾讯推到首席科学家的位置。另一边，有人听见同样的风声，反而把门关小了一点。同一代人，在同一个路口分开。另一条岔路曾国洋没有走向聚光灯下。他 1998 年出生，成都人，八岁学编程，高二拿信息学竞赛金牌，后来保送清华。2022 年，他和导师刘知远一起创办面壁智能，当技术一号位。面壁押的是端侧小模型，二十亿参数量级，圈子里叫「小钢炮」。去年有传闻说，曾国洋要带八人核心小组去腾讯混元。公司出来辟谣，说他本人对此「一脸懵逼」。传闻也染上了时代的气味。几年前，谣言最爱编的是某某大厂高管离职创业。现在，谣言里的年轻技术一号位总要被安排一个大厂归宿。曾国洋的小团队没有厚垫子，钱少，窗口短。可端侧小模型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和基础模型正面碰撞。基础模型像修水库。水库壮观，要山谷，要堤坝，要工程队，要很多年不见回报的投入。端侧小模型更像打井。它磨的是另一件事。模型能不能更小，更快，更便宜，能不能跑在手机、电脑、车和机器人上，能不能离用户近一点，近到不用每一次请求都绕回云端。水库能改地貌。井能救一个村子。这就是分叉的路口。同一代年轻人，被同一个时代推到模型面前。有人发现，自己要做的事必须进大厂，因为问题已经大到个人扛不住。有人发现，自己要做的事反而不能进太大的机器，因为机器太大，手感就没了。几种忍耐的方式回大厂不是种被收编，留在墙外也不是种坚守。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好归类。成年人的世界不像学生时代做选择题，A 是理想，B 是现实，C 是妥协，D 是以上皆非。真实世界里，四个选项经常混在一起，还不让你重选。2023 年出走是合理的，钱在外面。2026 年走进去也是合理的，机器在里面。太想把事做成的人，才会对条件特别敏感。一个真正在乎问题的人，不会为了名片上印着创业者，就假装几万张卡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为了名片上印着首席科学家，就相信组织天然理解科学。所以这批人不是分成了进大厂的人和没进大厂的人，他们分成了几种不同的忍耐方式。进大厂的人忍耐组织，留在墙外的人忍耐资源，做基础模型的人忍耐账单，做窄方向的人忍耐天花板。这是这一轮 AI 人才回流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谁拿了多少钱，也不是谁坐到多高的位置。是一些年轻的天才，第一次撞上了比个人才华更大的东西。他们没有资格像上一代互联网创业者那样，把世界想象成一张可以凭胆子掀翻的桌子。模型时代的桌子太沉了。掀不动的时候，一个人只好先坐下来，看看自己能不能把手里的那颗钉子钉进去。不过同在曹营，有人活成了郭嘉，有人活成了孔融。郭嘉在官渡前能改曹操的主意，孔融只是许都名士榜上一个好看的名字。今天这些年轻人进大厂，真正要看的是权力。路线能不能由他改，卡归不归他调，人是不是他自己挑的，模型最后有没有进产品。如果只是拿一份高薪，坐一个虚职，在发布会海报上当年轻科学家，那用不了几年就会被耗干。反过来，要是这几样他真的说了算，那就不是普通的入职，大厂真的把一部分权力让了出来。悉达多在河边黑塞在《悉达多》里写过一个这样的人。婆罗门之子，全城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人人以为他会接父亲的班。后来他跟着苦行僧走了，几年后又离开苦行僧。他遇见佛陀，敬佩得五体投地，还是拒绝留下当弟子。他进城做了富商，后来又把这些全扔下，去河边摆渡。站在任何一次离开的现场看，他都是个背叛者。父亲眼里他背叛了家族，苦行僧眼里他背叛了修行，富商世界眼里他背叛了财富。可这几次离开摆在一起看，是同一件事，他一路扔下的不是家族、修行和财富，是别人递过来的现成答案。单看哪一次，都像变节，连起来看，才是一条路。直到晚年，他在河边听懂了水。河在源头，也同时在入海口。一条河，不能只按眼前流过的这一段来理解。我们总喜欢替别人划阵营。罗福莉去了阿里，又去了 DeepSeek，又去了小米。孙天祥拒绝过创业者邀请，自己开过公司，又走进百度。姚顺雨从学术前沿走进腾讯。曾国洋留在墙外，被传闻推着往墙里走，又站住了。从地上看，他们一会儿偏北，一会儿偏南，像天天在改主意。可是人的一生不能按某一天的影子来判断。日行迹之所以迷人，就在这里。每天同一时刻看太阳，它的位置都不一样。看一天，会觉得它飘忽。看一年，才知道那些偏移连起来，是一个闭合的八字。罗福莉七年前写下的标准没变。孙天祥从 MOSS 到日行迹再到百度，做的还是让模型进入现实的那件事。姚顺雨从推理方法走向智能体落地，面对的仍然是模型如何从会聊天变成会做事。曾国洋们留在墙外，也不是站着不动，他们只是把问题缩到手还能摸到边的地方。他们不是为公司而来，是为事情而来。哪天条件再变，他们还会再走。到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背叛了谁，大厂也不该觉得意外。一个真正被问题牵引的人，不会永远忠于某个组织。他忠于的，是那条自己也未必能完全说清的路。夜里，几个地方的屏幕都还亮着。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有人在大厂会议室里改路线图，有人在小团队里盯推理延迟，有人在发布会前一遍遍过技术稿，有人在没跑完的实验旁边写下下一次尝试。屏幕的光照在脸上，看不出一个人是在墙内，还是墙外。日行迹里，太阳每天都像换了位置，其实它从来没变过主意，变的是季节。 查看更多